九月新书 | 甲骨文•圣殿骑士团：崛起与陨落
圣殿骑士团于1119年在耶路撒冷成立，正式得到认可的时间在1120年1月14日到9月13日。之所以说不清楚具体日子，是因为当时几乎无人注意到它的诞生。圣殿骑士团并非应群众呼吁而产生，也不是新生的十字军诸邦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权威高瞻远瞩谋划的产物。保存至今的编年史，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写的，都没有提及骑士团最初的活动。 几十年后，圣殿骑士团的起源故事才被付诸笔端，此时的故事已经受到当时骑士团的很大影响。这不足为奇。1120年，耶路撒冷的统治者和居民，以及圣地的历史学家和收集闲言碎语的人们，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忧心，顾不上留心圣殿骑士团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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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圣地统治的十字军是外国侵略者，他们竭力将政权强加于混杂的居民之上。这里生活着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犹太人、希腊东正教徒和叙利亚正教徒、撒马利亚人以及来自欧洲各地的贫穷定居者。语言、宗教、文化和政治上的不同归属自然而然地割裂了这个社会，所有人都努力在这个环境里讨生活，但这里的环境似乎特别不利于定居。 1113年和1114年，好几次地震撼动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将整座城镇夷为平地，很多人被压在坍塌的房屋底下窒息而死；几乎每年春天都爆发鼠灾和蝗灾，葡萄园和农田被毁，庄稼被糟蹋，树皮被啃光；时而发生的怪异月食把月亮和天空变成血红色。这些情况都对定居者的迷信心理产生了很大影响，仿佛这片土地想把十字军驱赶出去，仿佛天空要惩罚他们竟敢征服这片土地。 安全和安保的问题与瘟疫和凶兆一样严重。在法兰克人征服耶路撒冷并建立四个十字军国家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们为了在沿海地带站稳脚跟不得不拼死奋战。他们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占领了阿卡、贝鲁特和的黎波里城。 这部分要感谢定期从基督教西方过来的军队的帮助（包括一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大规模远征军，由挪威国王西居尔一世指挥，他在1110年帮助鲍德温一世国王夺取西顿）。但这些令人瞩目的领土扩张行动并不能改变黎凡特海岸赤日之下那不可预测、险象环生的生活条件。
对基督教朝圣者来说，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这幅地图可追溯到约1200年，图中地区（有城墙环绕）的右上角是所罗门的圣殿，即圣殿骑士团总部所在地。 1118年，首任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驾崩。三周后，王国的首席拉丁教士、耶路撒冷宗主教阿努尔夫也撒手人寰。经验丰富的十字军战士埃德萨伯爵继承王位，史称鲍德温二世。出身法兰西北部显赫世家、活力四射的教士皮基尼的瓦尔蒙德成为新任耶路撒冷宗主教。这两位都是精明强干的角色。 但就在传承大统的危急时刻，叙利亚东部的塞尔柱人和埃及法蒂玛王朝同时入侵，引发了新一轮的冲突和战争。保卫王国需要大量人力，也需要高昂的士气。但法兰克军队时常力不从心。编年史家沙特尔的富歇说：“我们能在数百万[敌人]当中生存，真是奇迹。” 1119年的局势依然严峻，因为发生了两桩严重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发生在3月29日，神圣星期六，圣墓教堂的“天堂之火”神迹之后。这种仪式一年一次：基督圣墓的岩石旁边的一盏油灯会在复活节前夜自行点燃；善男信女聚集于此，观看神迹，随后用圣火点燃他们携带的蜡烛和油灯。 不幸的是，1119年的神迹结束之后，700名欣喜若狂的朝圣者奔出教堂，冲向约旦河方向的沙漠，想要在约旦河里沐浴并感谢上帝。约旦河距离耶路撒冷东墙约20英里（约32公里），而这群朝圣者永远不能抵达这一目的地了。 编年史家亚琛的阿尔伯特记载道，朝圣者从山上跑到约旦河附近“一个僻静的地方”之后，突然“从推罗和亚实基伦[这两座城市仍在穆斯林手中]冲出一大群全副武装、凶神恶煞的撒拉森人”，他们向朝圣者猛扑过去。这些朝圣者“几乎手无寸铁”，“在许多天的旅行之后身体羸弱，且刚刚为了耶稣之名而斋戒，显得越发虚弱”。这根本不是战斗。“邪恶的屠夫追击他们，杀死300人，俘虏60人。”阿尔伯特如此写道。 鲍德温二世得知此次暴行后立刻率军从耶路撒冷紧急出动，以报仇雪恨。但他到得太迟，穆斯林已经安全返回自己的堡垒，清点俘虏，他们为此次突袭获得的战利品而喜上眉梢。
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统治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称其为所罗门圣殿。鲍德温二世将它封授给圣殿骑士团。1119年至1187年，这里是骑士团在全世界的总部。 不到两个月后，北方传来了更恐怖的消息。1119年6月28日，在叙利亚西北部的萨尔马达，一支盘踞于安条克的强大基督徒军队与一支由一个名叫加齐的阿尔图格王朝统治者指挥的军队交锋。加齐虽酗酒，却是难对付的敌手。他占领了附近的阿勒颇。据一位目击者说，此次战斗在劈头盖脸的沙尘暴中进行：“旋风……如同陶工旋盘上的巨大陶罐，旋转上升，被硫黄火焰烘烤。” 数百名基督徒战死沙场。他们的指挥官萨莱诺的罗杰“被一名穆斯林骑士用剑从鼻梁一直刺入大脑”，当场死亡。周边乡村遍地是死人死马，尸首插满箭矢，形似豪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迪姆赞许地写道：“基督徒的骑兵被全歼，步兵被剁成肉泥，随军人员和仆人被俘虏。” 这还不算完。战斗结束后，数百名基督徒俘虏脖子上套着绳索，被捆成一串，在押解下顶着烈日行进。他们可以看见一个水桶，但穆斯林士兵不准他们喝水。有的俘虏遭到殴打，有的被剥皮，有的被用乱石砸死，有的被斩首。 沙特尔的富歇估计一共有7000名基督徒丧命，而加齐那边只损失了20人。富歇给出的数字可能有些夸张，但此次令人沮丧的惨败后来被法兰克人称为“血地之战”。萨尔马达战役的失败不仅令安条克的基督徒毛骨悚然，对全体法兰克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过此事让人们产生了一种想法，而这种想法就是圣殿骑士团意识形态的核心。 此役之后，为了防止在安条克蒙受更多损失，基督徒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加齐正在准备直接攻打安条克。根据来自安条克的高级官僚“书记长戈蒂埃”（我们差不多可以确定他参加了“血地之战”，可能还被俘了）的说法，“安条克的法兰克军队几乎全军覆灭”。安条克基督徒向耶路撒冷王国紧急求援，但援兵抵达还需要时间。 危急关头，有一个人挽狂澜于既倒：安条克的拉丁宗主教瓦朗斯的贝尔纳。贝尔纳是所有十字军国家里级别最高的教士之一。他从1100年开始担任安条克宗主教，那一年西方十字军征服了安条克，赶走了希腊东正教的宗主教，扶植自己的人在安条克当罗马天主教的宗主教。 在那个时期，贝尔纳经常帮助基督徒军队在战前做宗教方面的准备：他向士兵布道，听取那些在作战期间杀过人的士兵告解。现在需要他拯救的不只是灵魂，还有他的城市。 书记长戈蒂埃写道：“现在一切都仰仗教士们。”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加齐集结军队的同时，在安条克城内，宗主教接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他命令实施宵禁，并规定除了法兰克人，任何人不得在城内携带武器。然后他确保安条克防线上的每一座塔楼“都有僧侣和教士驻守”，并尽可能寻找基督徒俗士协助他们。 贝尔纳安排大家不间断地“为基督徒人民的安全和防卫”而祈祷，同时他“不分昼夜……带着他的武装僧侣和骑士，按照军人的方式，不断巡视各城门、壁垒、塔楼和城墙”。 这是贵族军人的作为，不是教士的常规活动。但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加齐看到城市戒备森严，放弃了进攻。战事暂时停歇让鲍德温二世有时间召集军队并接管作战指挥权。安条克得救了。书记长戈蒂埃写道：“教士们……睿智而精神抖擞地扮演军人的角色，无论在城内还是城外。在上帝的佑助下，他们保住了城市。”教士们初尝了当兵打仗的滋味。 神职人员可以披坚执锐上战场的理念并不新鲜。这体现了一千年来基督教思想核心的一种张力：基督生平作为榜样体现出的和平主义与基督教言辞和经文中的尚武精神之间存在矛盾。上述理念也与支撑整个十字军东征运动的思想浑然一体。 表面上看，基督教是植根于和平的宗教。耶稣告诫使徒，即便在受到最严重挑衅的时候也不能诉诸暴力。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捕的时候还敦促使徒不要拔出武器，并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但在耶稣受难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圣保罗曾劝以弗所人“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武装自己。保罗鼓吹的是精神上的而非肉体的战争，但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很多说法直接来自战争术语。 基督教的存在就是一种宇宙的、精神的战争，是反对邪恶的战争，这种理念主宰了古典世界很多伟大基督教思想家的世界观，比如圣安波罗修和希波的圣奥古斯丁。这不奇怪，因为在基督教诞生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基督徒经常被迫参与或忍受暴力活动，无论是在罗马人的斗兽场惨死还是殉道而死。殉道变成了一种值得敬仰的事情，也是圣徒理念的核心部分。 到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基督教战争的理念就不只是比喻意义的了。欧洲的基督教社会围绕着武士（骑士）阶层存在，教士有时也开始更直接地参与战争，不再满足于仅仅负责灵魂的斗争。维尔茨堡主教鲁道夫一世于908年死在抵抗马扎尔人的战场上。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不久编纂的英格兰史书《阿宾顿编年史》描述了阿宾顿修道院院长如何指挥一群骑士。但这并不是说基督徒普遍接受了圣战的做法。9世纪，教宗尼古拉一世明确表示，对教士来说，自卫意味着遵循基督的榜样，“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而传记作家拜占庭公主安娜·科穆宁娜在其著作中经常表示非常厌恶基督教教士参与将人打死打伤的任何活动。 但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白热化战争当中，限制所有类型的基督徒携带武器，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首先，十字军东征运动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们普遍接受基督教圣战的理念（世俗人士可以通过圣战获得精神报偿）。 连续多位教宗把这种理念发展为基督教暴力的一种务实的哲学，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就是很好的体现。根据这种哲学，在东方与穆斯林作战的俗士加入了“基督的骑士团”（militiae Christi），成为“福音的骑士”（evangelicam militiam）。 由此很容易做出这样的推断：既然战士可以变得神圣，那么圣人也可以打仗。由于12世纪20年代十字军国家资源匮乏，即便从务实的角度也得承认，教士可以时不时地使用武器（就像宗主教贝尔纳在安条克做的那样），而不应受指责。几个月后，在耶路撒冷王国教会与世俗领袖的一次大会上，教士可以携带武器参战的理念首次得到确认。 这幅13世纪的壁画描绘了一名正在战斗的叙利亚骑兵。他的铠甲较轻，反映出叙利亚骑兵行动非常敏捷和快速，擅长突袭作战。圣殿骑士团招募了一些叙利亚雇佣兵与自己并肩作战。
1120年1月16日，鲍德温二世国王和耶路撒冷拉丁宗主教瓦尔蒙德领导召开了纳布卢斯会议。圣地的许多高级教士到会，包括恺撒利亚大主教、拿撒勒主教、伯利恒主教和拉姆拉主教，以及圣墓修道院院长和耶路撒冷圣殿修道院院长。后来的事实证明，最后两位的参会具有重要意义。 纳布卢斯是巴勒斯坦中部两座山峦之间谷地内的一座城镇，这里因生长大量橄榄树而闻名。此次会议的目标是确定一系列书面法律，从而妥善地治理王国，让上帝满意。 纳布卢斯会议制定了二十五条法令，起初涉及的是世俗政府与宗教权威之间司法管辖权的分野，并且大多与性有关。法令谴责了通奸、鸡奸、重婚、拉皮条、卖淫、盗窃以及与穆斯林发生性关系等罪行，相应的惩罚从赎罪到流放、阉割和割鼻不等。 其中有一条对圣殿骑士团的起源和历史具有关键意义。那就是第二十条法令，它的第一行简单地宣布：“如果教士为自卫而拿起武器，不算有罪。”其第二行暗示，这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只有在受到强制的情况下才可以放弃教士职责、转投军事生涯（永久性放弃教士身份而成为骑士或加入世俗社会的教士可能会受到宗主教和国王的惩戒）。 不过，在1120年初的环境里，这样的法令已经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纳布卢斯会议的与会者不只是制定了圣地的法律和道德规范，还为一种革命性的思想播下了种子。这种思想很快就会演化成一种理念，后来又发展为这样的事实：携带武器的教士可以成为十字军国家防御的中流砥柱。 本文摘自《圣殿骑士团：崛起与陨落》，作者是丹·琼斯（Dan Jones），历史学家、广播节目主持人和获奖记者，著有《血夏》《金雀花王朝》《空王冠》和《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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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丹·琼斯 著 | 陆大鹏 刘晓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 2020年9月
11-14世纪，欧洲和圣地涌现了一大批宗教修会，圣殿骑士团是其中最著名也最有争议者。作为慈善修会，它致力于保护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作为武士团体，它逐步发展为十字军东征中最精锐的军事力量。作为成熟而高级的金融机构，它富可敌国，并与诸教宗和欧洲多国君主保持密切联系。它流星般崛起，又血腥而屈辱地陨落，它留下的重重疑团，至今仍让历史学家、小说家、编剧以及阴谋论者沉迷不已。
历史学家丹·琼斯非常擅长写令人血脉偾张的中世纪故事。他以生动的笔触，刻画了一群充满激情的挥剑者——他们让从西班牙到耶路撒冷的土地上，洒满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鲜血。这部横跨两个世纪的圣殿骑士团兴衰史，再现了一个关于狂热与勇敢、奸诈与背叛的伟大传奇。